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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就财政管理体制创造性地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无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2007年7月，四川省正式启动扩权强县试点工作，决定赋予包括平昌县在内的27个扩权试点县（市）与地级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包括计划直接上报、财政审计直接管理、税收管理权部分调整、项目直接申报、用地直接报批、资质直接认证、部分价格管理权限下放、统计直接监测发布八个方面的管理权限。从全国来看，“扩权强县”被赋予不同内涵，有些地方赋予经济强县更大的权利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有些地方则是为了增强弱县经济实力而扩权。四川所推行的“扩权强县”，“扩权”是为了“强县”，其目的是解决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给扩权试点县（市）提供一个快速发展的通道。

　　二、相关文献综述

　　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我国开始实行以财政分权为重心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分权改革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实行单一制原则；（2）坚持市场优先原则明确政府责任；（3）坚持适度分权；（4）用法治原则解决政府间责任划分的不确定性；（5）事权、财权与财力的灵活匹配；（6）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去监控和评价财政分权；（7）坚持灵活性与持之以恒的原则；（8）财政分权通盘考虑各个层级的政府。从上述原则来看，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是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改革。

　　而“扩权强县”政策的实施是扩大县级财政的权利，将其部分申报权直接交由省级财政管理。自1992年浙江省首次实践“强县扩权”以来，已有不少省份根据省情制定类似的改革措施。孙学玉博士在《我国强县扩权模式的案例分析》中，从实证角度，对全国出现的代表性模式进行分类梳理，并对其特点和利弊进行初步分析。文中将“财政突破与体制创新的浙江模式”、“强县带动和弱县激励转移的湖北模式”、“强县放权与弱县扩权的河南模式”、“市县分置和扁平管理的海南省模式和重庆市模式”，以及“放管结合与以扩促强的四川模式”进行对比，介绍了中国各省份“扩权强县”体制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文章将四川“扩权强县”的具体特点归纳为：（1）试点区域广，类型多样；（2）以先扩权再强县为思路；（3）财政体制成为改革突破口；（4）注重协调市、县关系，调动双方积极性。

　　三、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制约因素

　　（一）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四川省共144个县级行政区域，县域人口占全省的76％，其GDP占全省的61％。由于种种原因，四川县域经济呈现出整体滞后、发展极不平衡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县域经济有较大发展，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四川县域经济的发展整体滞后。从GDP总量来看，在全国2109个县中，2005年GDP最高的为江苏江阴市达到775亿元，而四川全省GDP最高的也仅为215.95亿元，差距甚大。此外，四川的发展资源呈现向上集中的特点：随着撤县并市大规模展开，不少本身经济实力较弱的县成了地级市，却无法实际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漏斗”效应；同时，资源向上集中妨碍地区的均衡发展，剥夺了县域经济的平等发展权利。

　　（二）影响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县域金融机构仅限于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主要为工矿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和发放农业生产急需的短期贷款，而无力支持关系县域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布局调整，今后县域经济的融资渠道可能进一步萎缩。

　　2.技术和人才严重短缺

　　四川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率为60％，余下的40%主要分布在县域的农村。县域科研基础薄弱，缺少人才培养和科研开发的必要条件。由于投资环境和生活条件较差，大多数县也难以吸引县外的技术和人才。

　　3.对外开放落后

　　四川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外资利用度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较好地区，而丘陵县、盆周山地县和川西北高原县还没有形成规模或基本上没有起步。

　　4、工业化进程滞后

　　目前，全省县域经济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将近12个百分点。其中，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缺乏能发挥带头作用的龙头产业，影响了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工业化进程滞后还造成大多数县缺乏大宗税源，县级财政十分困难，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剧了城镇就业困难，影响了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

　　结果分析：

　　结果表明强县放权体制占的权重大于市管县体制的权重，因此应选择强县放权体制。虽然整个建模过程存在很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是总体上还是遵循了层次结构模型的基本原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强县放权体制相对于市管县体制的优越性。

　　五、“扩权强县”后平昌县经济发展现状

　　2007年上半年，平昌县完成预算收入4294万元，占年初预算6600万元的65.06%，较上年3178万元增加1116万元，增长35.12%；全县生产总值达39.24亿元，增长12.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20元，增长19.6%；农民人均纯收入2490元，同比增加314元。

　　扩权强县在平昌县的绩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工业经济速效并进。农业增加值16.28亿元，增长5.8%；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5.75亿元，增长34.3%，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5.1%。

　　第二，城乡市场日趋活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15亿元，增长10.3%。新培育商贸流通专业户640户，新发展个体私营企业89户，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9.7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3.91亿元，增长29.7%；贷款余额22.35亿元，增长12.2%。

　　第三，财税支撑作用明显。完成一般预算支出9.92亿元，增长26.99%，事业发展、人员工资、民生保障、重点建设支出得到财力支撑。全面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乡镇债务和教育负债清理锁定工作。完成地税收入6344万元，增长22.94%；完成国税收入5233万元，增长4.98%。

　　六、四川省“扩权强县”的劣势分析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四川省“扩权强县”的劣势分析：

　　1、“扩权强县”与县级金融机构职能弱化的矛盾

　　经济发展与金融效率的正相关性明显，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贷款利用率越高。而金融机构作为垂直部门在“扩权强县”改革中的定位十分模糊，从某种意义上说，“扩权强县”对金融机构只是一个口号。目前，四川县域金融机构网点稀疏，分布差异较大；金融机构存多贷少明显，金融资源在城乡配置不合理且信贷资产贷放与回笼效果欠佳，进而导致四川县域中小企业在流动资金上对银行的依存度过大，资金供需矛盾成为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2、“条管”与“块管”的冲突

　　“扩权强县”以后，省垂直管理部门对县进行业务管理（条管），与市管县体制下的“块管”难免发生冲突。一是“条管”一竿子插到底，“块管”无所作为。扩权强县使省垂直管理部门越过地级市，直接对县里开展业务工作。这样，“块管”再到县里插手工作，只能是重复劳动；二是“条管”工作不到位，“块管”有劲使不上，从而导致省、市两级政府对县里都失去调控和监督作用，县级权利处于“真空”状态。

　　3、传统“市管县”体制的挑战、地级市政府放权政策还有待落实

　　扩权强县的突破口在于通过中心城市政府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政府发展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然而，在改革推行过程中，市级政府作为放权的利益流出团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博弈手段，凭借行政级别优势截留权力，设法绕开与本级政府利益相关性较大的权力不放。下放的权利不全面、下放的权利不落实、垂直部门肢解县级权利等问题很难避免。

　　（二）“扩权强县”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

　　1、扩权强县制度生存问题。扩权强县制度实际是省与县之间关于经济管理权的委托代理模型。在实施中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如何消除这些现象，这对该制度生存提出挑战。

　　2、扩权强县后省级政府的监管能力问题。扩权以后，省级政府所管辖的县市范围必然扩大，无形中给省级财政增加了压力，如果不协调好省与县市的财政关系，省级政府很容易出现“鞭长莫及”的现象。

　　3、扩权强县政策作用范围问题。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扩权强县政策都只是财政上、社会管理上的财政扩权，要不要将这种权利扩大到行政权利；哪些县市应当放权，省级政府的直接管辖幅度能够达到何种深度，均需进一步的思考。

　　七、结论

　　本文仅就强县扩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来做探讨，行政管理层面、法律层面的意义和影响不在研究范围之内。“扩权强县”在四川虽然刚起步，但其积极作用已逐渐显现，虽然这些增长因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扩权强县”，但是该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已经表明它比在没有实施之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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