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球资金追踪机构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最新公布的数据，11月首周，投资者对美国的投资热情急速降温。不仅有逾70亿美元从美国股权基金撤出，从美国高收益债券撤出的资金也达到11周以来的新高，从美国科技板块中撤出的资金甚至达到了9年以来的新高。EPFR还表示，受资金撤出美国的影响，11月初流入发达国家股权基金的资金也不多。
 

　　形成对比的是，国际资本回流中国的趋势愈发明显。尽管10月数据尚未出炉，但央行数据显示，9月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新增量达1264亿元人民币，与6、7月的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结售汇数据也显示，9月银行结售汇顺差268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出现顺差，且顺差额比8月大幅上升。
 

　　“外汇占款8月恢复正增长，9月出现猛增，大幅增长短期内将持续。一方面是由于外贸顺差的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入的加速。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景所决定的，但也受到外部资金环境和跨境金融套利活动等短期因素的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正如梁国勇所说，国内经济状况和全球资金环境分别是本轮资金涌入中国的内外推手。内因方面，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外界对中国改革红利的预期日益强烈。海外机构和相关人士一扫此前看空中国的情绪，纷纷开始唱多中国。彭博新闻社日前对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展开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87%的回应者在不同程度上对三中全会推出改革蓝图有信心。
 

　　外因方面，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当局的宽松政策选择导致了国际资本市场资金宽松的格局。由于就业数据不理想，加之对政府财政、债务状况的担忧，10月底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维持QE规模不变。而在11月7日，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降低25个基点至0.25%的新历史低点，并表示将向银行注入流动性直至2015年。梁国勇表示，虽然欧洲央行的影响远不及美联储QE的广度和程度，但欧洲央行降息的决定在对市场的引导上与美联储保持QE规模的决定的方向是一致的。美欧央行的决定其实都反映了货币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担忧，增强了市场对资金宽松的预期。
 

　　在货币宽松的大环境下，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其必然流向预期收益相对较高的地区。人民币升值预期近期明显升温。上周4日至8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连续5个交易日收升，累计涨幅达到0.15%，而在10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已达0.45%。海关数据显示，10月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至311亿美元，是上月的两倍。澳新银行最新报告称，由于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而稳定的人民币升值趋势以及较高的利率仍然在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境内市场，这也造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进一步上升。
 

　　“中外之间的汇差和利差都促使投机套利资金快速流入。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净流入状态。”国际金融问题专家、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赵庆明表示。业内人士预计，10月外汇占款可能会超过1月的3515亿元，创下年内新高。
 

　　房地产行业的资产价格上涨也助推了资金加速向这些领域涌入。“中国FDI流入在经过持续一段时间的月度同比下降之后逆势恢复增长，这表明，以寻求市场为导向的跨国投资加速进入中国。”梁国勇说，“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领域外资流入增长较快，可能与房价上涨及其预期等短期因素有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月至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外资416亿元，增长23.4%。
 

　　根据对冲基金跟踪机构Eurekahedge的数据，截至9月末，专注中国投资的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129亿美元，超过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九个月中，此类对冲基金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超过除日本以外的中国周边国家的回报率。
 

　　“这轮资本流入增量中既有由中国经济自身吸引力所吸引的，反映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也有受外部资金政策环境影响，由套利套汇动机驱动的短期资本流入。后者规模很大，可以快速流入，也可能快速流出，是具有投机性、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热钱。”梁国勇称。
 

　　分析人士称，从今年6、7月资金快速撤出中国市场到9、10月资金流向出现逆转迹象可以看出，资金流动，尤其是投机资金流动，与外围环境特别是美联储的QE政策预期以及美元的走势高度相关，而这意味着未来资金的流动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最新公布的美国10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达20.4万人，情况大幅好于市场预期，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评论称，美联储12月开始缩减QE的几率已然增加。
 

　　“量化宽松的实施和退出是影响世界和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不止于热钱流入这样的短期问题，应做全面研究以有效应对。”梁国勇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接近“6”这个关键心理点位，新均衡点上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会对贸易和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总体上应该更有利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