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其目的、内涵和做法将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因为随着各级政府开始重视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起决定作用”这一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财政政策将更多用在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企业减税、支持其创新、便利其投资的公共环境建设和各类民生事业的改善和发展项目上，而且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工具来调动各类企业的积极性，并通过它们的共同参与来实现。这样做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让我们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和突发性收缩的时刻，在国内实体经济投资信心不足而导致的流动性紧张和虚拟经济过度乐观导致的“钱多”并存的问题上，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和引导市场利率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从而缓解通胀、通缩的压力，乃至遏制住泡沫膨胀和危机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以确保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活力久经考验，长盛不衰。

　　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依然不可小视。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未来一年经济工作定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因为从外部环境来看，“不确定”的因素依然挑战着市场的信心和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

　　首先，美国经济虽然在稳步复苏，但QE3的退出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如果美联储采取“间歇式”的方式降低购买国债计划，而国债收益率又跟随市场退出的“预期”不断上升，那么，很有可能美元会“间歇式”地升值，而且国际资本也会出现“间歇式”的“大退潮”现象，从而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到像2013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金融市场受冲击的问题―其危害程度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本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成熟度。开放度越大，市场越脆弱，价格暴跌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发达国家的低息政策不会轻易改变，因为它们今天面临的就业压力和债务负担使得它们更倾向接受“弱势美元”“弱势日元”乃至“弱势欧元”的货币结构。尤其是日本和欧洲经济依然疲软，更会导致向中国市场的套息交易的资金，随着它们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而不断增加，从而常态下的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有增无减，这将直接考验我国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战略的有效性。

　　再次，若发达国家的就业水平处于持续低位的状态，无法在新的一年中得到快速解决，再加上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市场开放要求，会导致我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增加，同样也会挑战我国监管体系的运行效率和中资企业的竞争力。一句话，中国未来“稳中求进”战略的运行效果，将完全取决于我国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力和融入国际市场所需要的务实大胆的推进方式。

　　同时，今天中国自身也受到了过去引以为豪的“四大红利”减弱和社会大众高度关注的内需不足的“三大障碍”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如果不正面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别说未来“增长方式”的转变会受到很大影响，就连我们要摆脱现在国内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的问题也会变得举步维艰。针对每一项挑战，笔者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改革开放的内涵，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人口红利”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再现，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摆正后，劳动力资源还会不断涌现。只要在户籍政策、企业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上不患得患失，大胆改革，稳步推进，那么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贸然放弃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富差距、充分就业的问题。退一万步讲，今天很多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在外部市场消费能力还没有恢复，以及国内社会内需能力仍旧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无法承担“民工荒”所带来的高成本、挤压利润的压力，但是，从眼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中我们能找到中国经济储藏着另外一个宝贵的“人口红利”。只要年长的企业家和年轻的未来职业经理人之间，通过外部的制度建设和内部的激励机制设计，形成一种充分的信任关系，那么，多元化的致富模式―靠差异化标准和技术的打造，再加上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就会在盘活两种“人口红利”的基础上越战越强。

　　第二，“全球化红利”虽然再也不能让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仅仅靠不断增加货物出口来创造，但是，如果今后能够通过更加务实创新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来推动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继续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公平竞争、相互合作，中国的金融业也能够与时俱进，满足各类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那么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红利”将变得更为丰富，其结构也变得更为合理，将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实业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民企和国企之间、中资和外资之间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平衡点。

　　第三，“资源红利”的瓶颈已经让所有海内外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挑战，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面临地球温暖化的挑战。很多丰富廉价的资源，比如中国的煤资源，今天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大规模地投入工业生产，而不可再生资源的创造也因为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中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中国今后要密切关注欧美市场所进行的关于“资源标准”的竞争，防止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中国也要联合新兴市场国家，争取能够让更多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无偿或低价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来，以弥补前期发展阶段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的结果。另外，我们自身的节能减排工作也要落到实处，避免已经变得不断稀缺的“资源红利”再度无端被占用和浪费。

　　第四，“政策红利”虽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留下的后遗症已经让新一届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地方政府同质化的投资和恶性竞争导致很多基础性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助长了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蔓延，而且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大量低效的投资，不仅占用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而且也增强了全社会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导致人们一味地去追求投资回报的上升，而根本无视投资风险的存在和积累。这样发展下去，越来越高企的资金成本，将无法真正去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相反会让更多企业把产业资产带到了他们根本不擅长的金融投资领域。

　　因此，本届政府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胸怀，通过放权、放松管制、引入竞争等“制度红利”的方式，来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扶持企业创新、强化义务教育方面，政府应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以确保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应运而生，大众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由此带来的消费水平日益上升。同时，为了配合健康高质量的供求关系得以发展，政府还应该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和强化其落实工作，更加鲜明地确立“公民财富和产权保护”的意识，只有这样，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否则还是治标不治本。

　　第五，中国内需不足现象主要源自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三大障碍”问题：一是“没有钱消费”。由于中国大众工资性收入偏低，财产性收入匮乏，再加上各种税费居高不下，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政府希望通过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收入分配制度的优化等措施来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另外，完善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也是未来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重要环节，从而确保金融创新的业务能带来消费者财富增长的实惠，以此来提升中国大众整体的消费能力。二是“有钱不敢消费”。具体而言，诸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社会就会出现过度储蓄，消费不足，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失衡问题，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制约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政府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不少居民过度投资房地产，其动机就是想“靠房养老”“靠房养病”。另外，一旦“三公消费”被叫停，社会过度储蓄生活方式又重现，将会导致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后劲严重不足的问题。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今天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尽管是少数，但他们却在海外消费，而选择在中国投资。如果我们市场自身的诚信问题、仇富的偏激心态问题以及企业自身差异化的生产能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么，“藏富不露”的生活方式就会大大减少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甚至还会增加资产泡沫的系统性风险。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尽快撬起13亿人口的内需市场，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大众争取应有的“全球化红利”和负起我们能够承担的大国责任，也就会越来越有底气。但是，无视现在发展的约束条件，拖延改革的大好时机，只满足于当前“治标”的政绩工程而不顾“不治本”所带来的未来积重难返的风险，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其结果一定会事与愿违，得不偿失。一句话，“稳中求进”才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把握好的发展总基调。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