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7日，四川省政府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要按照国家统一安排，探索开展老年人住房反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在成都，钟大爷被媒体称为“以房养老第一人”。2012年10月，时年79岁的他与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签订协议，由社区出钱出力帮钟大爷养老送终，大爷百年之后，把自己的房子赠送给社区。然而，记者近日回访钟大爷，钟大爷却说自己后悔了。

 

　　成都一环路北一小院只有2个单元，设施陈旧，钟大爷就租住在1单元1楼的楼梯背后。2012年，同社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不久，钟大爷就搬到了这里。每个月900元的租金，一直由社区代管的“钟大爷专账”支出。

 

　　钟大爷原有一套2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是过世母亲留下的单位公房。一直未婚的他没有子女，兄弟姐妹也先后去世，侄儿、侄女几乎不来往。当时社区为其办理了低保，一个月300多元。

 

　　2012年，钟大爷的老房子被划入拆迁范围，他也由此获得一套“公改私”的新房，新房在原址新建，超过60平方米。2012年10月，钟大爷与所在社区管理机构签署协议，协议规定由社区安排人员照顾钟大爷，管好他的衣食住行，帮其看病就医。钟大爷百年之后，将房产过户给社区，公证人员在现场做了公证。

 

　　求养老 拆迁房抵押给社区

 

　　后悔了 没有用到社区的钱

 

　　钟大爷说，签订协议后他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他实际上没有用到社区的钱，自己的钱都很难支取。

 

　　钟大爷介绍，目前，他每个月可以领到1000元出头的“退休工资”，是去年7月在社区帮助下，一次性购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购买费用由民政报销一部分，“钟大爷专账”支付10000多元，钟大爷说，“专账”里的钱都是拆迁补偿款和奖金，并非社区给的钱。

 

　　钟大爷说，早年落下残疾，右脚行动不便，出门都靠手推车，“就这个车子，我想换成轮椅，找他们要钱，他们说怕丢了，不给我买。”

说服务 服务机构粗心马虎

 

　　钟大爷的租住屋只有30多平方米，堂屋没有卧室大，而卧室只摆放着一张1米宽的床、一张小桌和一台书柜。

 

　　堂屋里的灯泡坏了，还没人来修，“每周一和周五有人来帮忙打扫卫生，想等他们来了再换，前两天公司说换人了，结果昨天没有来。”

 

　　钟大爷所说的公司，是由社区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服务机构每周派人来照顾钟大爷两次，每次半天时间。

 

　　对于社区的工作，钟大爷虽有牢骚，但是他并未打算撕毁与社区的协议，“我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本来就过惯了(苦日子)。”

 

　　社区说法

 

　　大爷生活改善，一月有千元养老金

 

　　在社区管理者概念中，还没有把照顾钟大爷当做“以房养老”的尝试。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马波说，钟大爷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他是孤老，年龄很大，2012年开始拆迁的时候，先是委托我们帮忙办理相关事宜，后头才说把房子交给我们，我们来给他养老。”

 

　　在马波看来，签订协议之后，钟大爷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平时很少跟人打交道，平时生病都是社区帮忙照顾。”由于钟大爷行动不便，他的住房赔偿、“公改私”等手续，也是委托社区办的。签遗赠扶养协议的事，也是在那时就说好的。

 

　　马波说，社区之前为其争取到廉租房，但钟大爷没有接受，社区因此一直为其租房居住。“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养老金，足够他日常开销。”

不给大爷钱，是帮他存安葬费

 

　　社区为钟大爷做了专账，记者看到的2013年账本上，记录了两笔收入，一笔是60000余元的拆迁补偿安置费，一笔是20000元的奖励，总计80000余元。支出主要有3项，分别是15000元的搬家及添置生活用品费、10000多元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用、7000元房屋租金。余下40000多元。

 

　　马波介绍，账本会接受审计和监督，“他有时候也会找理由来要钱，如买了衣服来报销，但是理由不充分时我们怕他乱用，就没有给他。”

 

　　马波说,“虽然现在还有结余，但是如果生病住院，虽然有医保，还要自费付一部分；他去世后，还有安葬费，这点钱肯定不够。”马波表示，如果钱不够，社区将垫付。

 

　　社区最好别搞以房养老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胡光伟说，以房养老是一门生意，是金融机构做的,是养老的补充，不能是唯一的模式。

 

　　社区不应参与进来，“社区只是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没有那么多钱，面对老百姓的养老压力，可能无法兑现承诺，国家也无相关管理规定，对双方来说都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