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去看病

　　出国看病，正在成为中国富裕阶层对健康的新选择。

　　“坦白说，过去几年中国不是我们国际化策略的一个优先市场，但是近几年中国已经从没有任何地位，上升到我们第二级优先的市场了。”美国梅奥诊所国际转诊部主任梅丽莎·古德温(Melissa Goodwin)女士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梅奥诊所，被誉为全球医学的“麦加”和“最好的医院”——在包括多种癌症等治疗领域内，梅奥医生的最终诊断也被公认为全球医疗诊断的“最高法院”。

　　但尽管如此，对这家已经拥有150年历史的著名医院来说，接诊来自中国病人的经历并不常见。

　　“2012年到2013年的两年中，梅奥(诊所)的中国患者数字已经翻了两倍，预计今年下半年会翻三倍，最新的数字已经接近200人。而在这之前，我们每年接诊的来自中国的病人只有二三十人。”梅丽莎告诉记者。

　　这是全美甚至全球著名医学机构开始共同面对的新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病人，他们有明确的治疗和存活需求，他们几乎都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大多都是癌症患者，处在大多数医生最束手无策的癌症中晚期。

　　“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我们需要找到那些治疗最佳时间的患者，带他们去找到最合适的医生，尽可能地挽救生命。”国内最大的海外医疗平台机构盛诺一家总经理蔡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和大多数收入普通的工薪阶层癌症患者并没有太多不同，尽管蔡强接待的很多病人在今天的中国被定义为“富人阶层”，但在蔡强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些“富人患者”也已经同样经历了多家医院一轮轮的繁复检查，漫长的排期等待，不同医院检查结果的相互确认，以及同一级别的知名专家意见分歧等“折磨”。

　　“等病人最后走投无路找到我们时，把材料转给美国医生，医生给出的建议往往是已经没有必要花钱来美国了，太迟了，而这也是我觉得最难过的事，他们原本是可以活下去的。”蔡强说。

　　一些软性的国外就医优势已经被反复提及，比如，舒适放松的环境、医生对病人隐私的充分尊重、充足的问诊时间、专家组贯穿治疗全程的联合会诊等，这些在中国越来越大、越来越繁忙的医院里的稀缺资源，是国外就医的标准配备。

　　“以前从没有想过去美国看病，总觉得生病的时候有朋友家人在身边比较踏实，而且中国医生的水平也很高，所以我们托了各种关系找专家，上海、北京的都去看过了，但是医生建议就是要化疗，而且当时说存活期可能不会超过一年，我们全家都很悲观。”回忆起最初转诊去美国的经历，肺癌患者张天明(化名)很庆幸，自己当时做了一个“不甘心”的选择。

　　在以癌症治疗闻名的梅奥诊所，张天明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不需要拿着呼吸科医生的单子去一楼交费，再去影像科预约核磁排号。

　　“这些在中国医院跑断腿的事情，你都不需要做，不同科室的医生会对你每一项检查会诊研究，并在第一时间安排你做进一步治疗，可这在繁忙的中国大医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有些大专家一上午要看好几百个病人，他甚至连抬头看你的时间都没有。”他告诉记者。

　　张天明管理着一家2000名员工的公司，但他在医生面前常常被指挥得晕头转向，“害怕去医院，甚至去医院前两天就开始紧张。”他说。

　　而对这些远渡重洋的中国病人来说，更先进的治疗理念，更人性化和人文关怀的治疗环境并不是他们选择的全部，对中国严格审核的药品上市制度来说，在国外治疗，可以与国外同步使用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对和死神赛跑的癌症病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2013年2月，来自上海的吴女士在丈夫的陪伴下登上了飞往美国麻省总医院的航班，在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位深受四期肺癌折磨的患者经历了多次放疗、化疗等常规治疗方案，包括自服中药的治疗。

　　22日，按照预约时间，吴女士见到了美国临床肿瘤治疗指南委员会主席Azzoli教授，这位全美知名的肺胰癌专家确诊吴女士所患的是肺胰癌。

　　因为在中国进行了多次放化疗，且服用过易瑞沙和特罗凯等一线抗癌药物，效果均不明显，考虑肿瘤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Azzoli教授建议她使用MK新药临床试验。

　　随后的治疗充分证明了吴女士的幸运和新药物的疗效，但她明白，如果不来美国，最乐观的估计，这些药在中国可能需要至少10年之后才能使用上，而那时，对她来说，新药的上市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美国联盟医疗体系正在进行的有大约1600个临床试验项目，我们的研究经费大约是15亿美元，这也是全美最大的研究基金；因为有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等临床科研机构，我们除了做基础的科研，还会着重一些创新性的科研，而且将创新性科研带到临床护理中，使病人第一时间使用上更好的药物。”美国联盟医疗体系(PHS)国际部总裁兼CEO Gilbert H·Mudge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病人

　　现阶段，中国海外医疗的实际人数依然缺乏权威的统计口径，但从不同的侧面已经不难看出这个庞大市场的高成长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每年有1000多人选择赴美治疗疾病；而市场分析预测，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推算，中国的海外医疗市场在未来10年的市场潜力，有可能超过数百亿美元。

　　而从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来看，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中国现阶段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其中恶性肿瘤发病率全国35岁至39岁年龄段为87.07例/10万，40岁至44岁年龄段几乎翻番，达到154.53例/10万；50岁以上人群发病占全部发病的80%以上，60岁以上癌症发病率超过1%，80岁达到高峰。

　　美国联盟医疗体系上月刚刚宣布，向中国市场首次推出赴美就医的癌症评估服务项目，该项目将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麻省总医院、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等全美最著名的医院进行，针对乳腺癌、胃肠癌、食道癌、肺癌和泌尿系统癌症等中国目前高发癌症，为中国患者提供癌症评估和治疗服务。

　　“去美国的癌症治疗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确诊，包括各种检查以及和医疗小组的会诊沟通，给出最合理的治疗方案，以中国人常见的肺癌为例，大致收费在1.5万美元上下；第二步是治疗阶段，根据个体差异，报价会相差很大，但超过25万美元的也很少。”PHI副总裁Edwin McCarthy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PHI通过5家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医院(麻省总医院、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麦克莱恩医院、斯波尔丁康复医院)和PHS其他成员医院的医疗资源，为患者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创新性疗法和个性化医疗护理，覆盖初级医疗、二级医疗、三级医疗、四级医疗和急症后医疗的全方位服务。

　　目前PHI已经和全球40多个国家的机构合作，致力于联合研发符合当地医疗卫生体系个性化需求的解决方案。

　　花费依然巨大，但这和大多数人想象中价格不菲的美国顶级医院治疗之间确实存在差距——“比起一个医疗专家小组充分会诊病情，单次问诊一小时，去美国治疗没那么贵，至少没想象的那么贵。”蔡强认为。

　　但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成立已经3年的盛诺一家终于有望在今年实现盈亏平衡，不再“数着一辆又一辆奥迪车没有了”过日子，但这家全国最大规模的出国医疗平台机构不久前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96%的中国高端患者根本不知道出国看病这件事。

　　“当他们有病的时候，他们还是习惯于去找朋友、找关系、找中国的医生去看病，这是中国高端患者目前的情况。”蔡强告诉记者。

　　找到适合的病人带去美国，和拒绝需求强烈但已经不适宜去美国的病人，同样重要。

　　“在治疗过程中，为病人建立一个合理的期待也是很重要的一步，想来梅奥诊所看病的患者我们会评审他们的病例资料，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来梅奥看病，这也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如实告诉患者，当地的服务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我们不能再做更多的服务了。”梅丽莎告诉记者。

　　事实上，非营利性机构的PHI近年来一直在中国开展相关方面的患者护理和治疗等项目，共建医院、进行医学培训合作等形式，都是他们认为可以更多为中国患者做的事情。

　　而相比全球最大医疗市场美国，即便是日本、英国和德国也都开始了对中国医疗市场的关注。

　　主打日本医疗服务专家的康翔(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推出的防癌检查6天5晚，根据检查内容不同，报价在10万~20万元之间，165项组合检查覆盖人体九大系统的多发病症，包括癌症、呼吸循环、神经、消化系统等重大疾病以及高发慢性勃—而相比中国更重视癌症治疗的思路，日本这样类似的早期癌症发现，在国外治疗中已经成为主流理念，也成为国外市场主攻中国病人的最有效突破口。

　　而国内资本市场也对这一行业表达了高度的兴趣，6月16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向盛诺一家医院投资约5000万元，后者也成为国内出国看病服务企业首获机构投资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