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决不会一味地“国退民进”，“应该是国资民资各有进退”；到2020年，国有资本要按照国家战略性行业与一般性行业分类布局，总体上从目前的“三七开”变为“七三开”。

　　时代周报记者 傅明 发自北京

　　8月18日，广东省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成为第20个出台地方版国资改革方案的省市。至此，我国超过半数省份划定国资改革路线图。

　　同一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这是中央深改小组审议的关于国资改革的首批文件。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国资改革并无顶层设计和系统方案，只是提及混合所有制和国企分类管理、分类改革。目前，外界期待国资改革国家版方案尽快出炉。

　　时代周报记者从多位国务院国资委官员处获悉，由国资委体改中心编写、原定于今年9月出台的国资国企改革纲领性方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今年将不会出炉，国资委内部最新口径是“延后至明年由中央深改小组出台”。

　　方案尚需修改

　　国资委内部对国资改革国家版方案延迟出台的原因，解释为还有许多内容“尚需修改”。至于何时出台，国资委人士称目前内部尚无法清晰地确定。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目标，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十二五”期间将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将达30%。

　　国资委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国企利润总额2.6万亿元，大体是财政收入的1/5。据国资委内部估算，若国资改革进展顺利，到2020年国企利润在3.5万亿元以上，上缴的利润将达到1万亿元；那时我国人口约14.1亿，摊到每人每年间接分享的红利为750元。

　　国资改革国家版方案，就是要确保实现上述目标。知情人士称，中央明确要求国资委，这次改革不能再像以往仅靠发布一些流于形式的监管制度，制订一批文件、召开几次会议，平衡各方利益就敷衍了事，而必须拿出有效措施，完善国资监管体系，强化监管责任。比如，国资决策失误时如何追责，企业管理出现漏洞时怎样问责。

　　回顾以往经验，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各地都会掀起国资重组风潮，随之而来的是假借改革之名的权力寻租和国资流失等沉疴，这些都需要提前设置预案。

　　显然，本届政府的高要求，增加了国资改革国家版方案设计的难度。目前，改革试点样本的经验尚未总结出来；而很多决策所需的基础数据，又须与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等多个部委合作摸查才能取得。

　　“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来开展。不过，国资委此前公布的‘一企一策、成熟一家、推进一家’原则不会变。”一位国资委官员说。

　　国资委与各部委的合作已然展开。7月28日，财政部率先公布了国资委监管的113家央企，中央部门所属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政部监管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等的摸底经济数据。

　　这标志着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国有资本数据公开报告体系，央企主要财务指标、整体运行情况等信息公开的目标亦在实现。在一位受访的国资委官员看来，这是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

　　对于中央深改小组这一次推出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众多观察人士评论认为，在整个复杂的国资国企改革里，央企薪酬改革牵动利益相对小众，最易推进，因此被安排为率先实施。

　　国资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遵循的基本理论，早已在国资委内部达成共识。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曾在国资委内部会议上称，深化国资改革将重点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国资委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未来改革坚持国资合理布局，决不会一味地“国退民进”，“应该是国资民资各有进退”；到2020年，国有资本要按照国家战略性行业与一般性行业分类布局，总体上从目前的“三七开”变为“七三开”。

　　“改革国资委”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国资改革的方向，包括管资本、混合所有制和分类管理。据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评价，管资本，成立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和经营公司，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就已达成一致；混合所有制和分类管理、分类改革，才是突破。

　　但以上这两大突破，亦面临着几大关键问题，亟需顶层设计给出明确说法。

　　首先，“混合所有制”由谁来主导？哪些行业可以混合，哪些行业不可以混合？股权比例的红线在哪里？

　　其次，在国企分类标准上目前各地五花八门，有分为两类、三类的，等等，不够系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有一条是“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但实际上公益性企业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没写清楚。

　　李曙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国企改革乱就乱在没有顶层设计，一到操作中，改革就又回到了源问题—国资管理体系如何改革、国资委如何改革。这是改革的焦点、难点、重点，无法绕开。

　　目前，针对国资管理理论界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提出由人大直管，一种则由政府来管。现在的国资委模式就是后一种。在资产规模比较小，并且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管理的模式是可行的，比如新加坡这种小国实行的淡马锡模式。

　　问题是，中国的政府太庞大、公共事务太多、公共资产太多，就面临很大难题。因此，一些专家建议，庞大的国有资产应纳入全民监督之下，可由全国人大直接成立国资委管理国资。但李曙光坦承这涉及到顶层制度改革，可能目前时机尚不成熟。

　　而国资委的角色定位，多年来在“出资人”和“监管者”之间反复切换，甚至“双重套利”。新一轮改革明确以国有资本管理为主，让国资委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无法满足下一阶段的改革要求，“它到底是老板还是婆婆，这个要定位清楚。”

　　此外，专家们呼吁顶层设计还应尽早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位，到底是国家机构还是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组织。事实上，政企不分一直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障碍。

　　更大的障碍则是既得利益束缚。国企与党政机关有着天然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其权力的延伸，政企彻底分开意味着党政机关无法轻易支配国企资源。利益藩篱必须打破，但这同样需要清晰的改革路线图。

　　新一轮改革释放的最积极信号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资委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无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方法论转换，或是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再次重申，国企改革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市场说了算、资本说了算、董事会说了算的机制，从而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