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埃博拉病毒恐怖来袭，美国政府加快了研制新药的步伐，而前段时间却传出了由于药物副作用过多而停止人体试药的新闻。

     试药人的存在，对医疗发展有着极大意义，可以说每个人都依仗着他们享受现代医药的发达成果。可是在中国，试药人却像是阳光下的影子，总给人偷偷摸摸的印象，伴随着争议和矛盾，当然也带着一股金钱的味道。

     试药人不算一份职业，却往往能比正常的工作赚到更多的钱。近期有新闻爆料称，武汉有一群大学生成为了职业试药人，并且无视法律规定，频繁试药。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试药人三个月之内只能试一种药，但这群大学生里竟然有人三个月内进行三到四次试药，相当于每个月差不多试一次药。

     尽管知道频繁试药可能带来的伤害，这些大学生仍然选择了无视身体的损伤，原因只有一个：钱！

     埋名隐姓的试药人

     王立(化名)直勾勾的眼睛看着记者，打量了一番后反复说：“我觉得还是再和你声明下，不许出我名字，不许出我照片，更不许和我的家人朋友接触。”

     这是在武汉某高校附近和记者见面后，他第5次说如此的话，他说，这是保护试药者隐私的规定，但也是试药者江湖的规矩，毕竟，谁想让家人和朋友知道自己是试验品呢？而唯一可以查到他们姓名的，则是远在北京的国家药监局和医药企业。

     王立嘴里所谓的“江湖”，是少为人知的试药界，“简单地说，就是你们要吃药之前，我们来做实验，就和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一样。”王立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我的面前挥舞。“用身体的健康来做筹码，犹如赌博。”他说。

     根据规定，新药物上市之前，必须进行安全测试及临床效果测试，而通过动物试验后，必须找到“江湖中人”——试药者进行测试。

     “说实话，有些人是为了钱，也有些人是真的生病了尝试能否救命，更离谱的是，有些哥们就是来体验。”说着，王立笑了起来，末了又说：“挺有意思。”

     因为怕被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选择不公开身份，更有甚者戴着墨镜和鸭舌帽走进医院，“如果有人告诉我家人了，圈子里也会把告密者除名的。埋名隐姓是这个江湖中的规矩。”他说。

     王立并不是武汉本地人，家在湖南农村的他三年前来武汉上学，由于家境贫寒，每学期为学费发愁几乎成了必修课。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立听到消息说去医院试几天的药，能拿到2000元。一整晚竟然失眠了。王立这样回忆，听到消息后，自己既兴奋又紧张，看到自己有顾虑，同乡人甚至提到：“我用性命担保药物没问题，都已经试验了很多次了”。随后，他第一次听到了“试药人”这三个字。

     一周后，同乡将王立和另外14个人带入医院，在签署了《药物试验知情告知书》后，王立被领入一间不大的房间，“安静得不得了，不知道是空调开着的原因还是什么，当时浑身打颤，冷得很呢。”王立这样说。

     最后，一名护士出现在他面前，拿出配好药物的针管，以及药物瓶，要他和知情书上的药物名称比对确认，并再次告知药物安全性比较高，希望王立放松。犹如电影中的画面一般，王立闭上眼，咬紧牙齿接受了注射。最终他拿到了“营养费”2000元。

     “说白了，试药界现在已经是一个金钱的江湖了，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 王立这样说。

     当然，江湖本身也有自己的规矩，不是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去试药的。

     坐在一旁，与王立一同接受采访的职业试药人林军(化名)解释说，按照医院和药物特性的要求，部分试药者需要“无吸烟、无饮酒，保障休息质量”，但这些要求对于现代年轻人而言，显然有些苛刻，所以在规矩面前，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老实”。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吸烟了饮酒了，或者睡得晚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林军一边说，一边用手戳了一下旁边的试药者王立，彼此会意一笑。

     职业受试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应对试验规定的“招数”。“比如试验一般都不要吸烟的。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林军专业地解释说，抽烟后留在身体里的尼古丁代谢为可替宁，用白醋中和后就能通过检查。

     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十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就去献血小板。”林军说，至于最关键的尿液检验，甚至可以轻易换成别人的样品。

     高提成的中介费

     据报道，武汉大约流动着1000多名试药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都为武汉各高校的学生。这些大学生大多通过QQ群、微信群等建立联系，有一个固定的牵头人，也就是俗称的“药头”作为中介，“药头”负责医院和学生之间的信息流通。当有需要的时候，“药头”就会把信息发给有意试药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再经体检争取试药名额，而这些试药的学生基本上每次都需要抽血10次以上。

     其实在医院和医药公司的眼里，试药人也分“三六九等”，最受欢迎的试药人是医学院的学生。“学医的人理解为什么要进行临床试验，因此在参加临床试验的时候比一般人要配合。”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在接受没体采访时说。邱仁宗表示，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同样也是医学院的学生参与临床实验的较多。

     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田侃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陆有制药企业6000多家，每年有1万多种新药被批准注册，尽管这其中有90%以上都是改头换面的仿制药，但同样需要临床试验，因此，药商对于试药人的需求量非常大。在南京、北京、上海等诸多大城市，都少不了大学生参与药物临床试验。

     对武汉大学生试药族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试药的学生中有六成是因家庭经济困难“铤而走险”，剩下的四成中有一部分是因为花钱如流水，急需现金补漏洞，还有一部分则是刚毕业的学生，薪资不如意只好靠试药赚钱。总之，试药人参加试药的目的只有一个——钱。

     早年曾有媒体爆料称，大学校园里有些学生自己干起了“药头”的工作。在该篇报道中，学生小磊曾经是一名试药人，后来逐渐成为了“药头”，最先是找一些老乡或者熟悉的同学进行试药，然后再依靠参加过试药的同学去发展新的试药人，而这些信息一般都不会公开传播。小磊先后共组织了六七次试药活动，大约有两百名学生通过他的联系成为了试药人。

     如今，试药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是与时俱进。记者在一些招聘网站上看到了有关试药的招聘广告，上面详细地写着“试一个星期休息一个星期再试一个星期，共计14天3600元，仅限男性，拒绝短信报名”，公司地址显示是“上海国家正规医院”，但并没有注明是哪一家医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王先生的手机号码。

     记者试着拨打该名男子的电话，但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另外四条试药人招聘信息中的联系方式。

     这些招聘信息都为今年8月前的信息，但所有“药头”的手机目前几乎都关机了。记者通过网络贴吧找到了一些被称为试药群的QQ号码，但却无法获得进入的资格。

     在微博这样的公众社交媒体上，记者也发现了招募试药人的信息。发布信息者称，自己是受朋友之托从QQ群里转发的消息，她自己则绝对不敢尝试试药这样的赚钱方式。而在她的帖子下面，有很多人留言询问试药的名额是否已满，表示想要参加试药。

     一名职业试药人表示，每次试药后，中介，也就是所谓的“药头”会抽取一部分的钱作为中介费。上海的阿冰(化名)曾经接受过一项肿瘤药物的试药活动，在医院住了两天，医院回访了四个月，最后他拿到了1.2万元的报酬，而他的“药头”抽取了大约3000元的中介费。“这还算少的，有些中介会抽取更多的费用。”阿冰说道。

     有4年多试药经验的肖明(化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介每介绍一个合格的试药人后会拿到约500元的报酬。“一些医院会勾结中介尽量压低试药人的费用。前几年这样的情况比较频繁，这两年偶尔会有，中介和医院一起压榨试药者。”肖明说道。肖明表示，就在几天前，武汉某医院进行了一次插导尿管的试验，在中介和医院压榨之后，每个人拿到1万多元的报酬，但事后，中介又向每个试药人收取了1000元的费用。

     试药有风险

     据悉，每位试药人在做完检查后，被医生领进了办公室，摆放在他面前的是《知情同意书》，他只是瞄了一眼后，就在最下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等待他的是一种“未知”，而这种“未知”或许可以影响他的一生。

     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称之为药物临床试验。它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对试药的安全性有自己的想法，肖明用一种比较调侃的方式来表达：“哎，你说现在什么安全？吃的还有地沟油呢，药物这个东西，那是在很严格的卫生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试验药物，比食物还安全呢。”

     不过，他也听过很多江湖里流传的“悲剧”，曾经有一名职业试药人在试药1年后出现了状况，“据说他吃了一种治疗皮肤病的药物，吃完后就长期浑身乏力，口渴，至今这种现象都没有改善。”小明说。

     试药者之中还流传着另一个带来负能量的故事，山东试药者何立虎，当年试药的时候没注意是什么药品，只看到了1万元补偿款很心动，签过《知情同意书》后不久，护士在他的小腹上扎了细细的一针。

     心里想着1万元，何立虎和其他3名受试者一样口渴、心慌，肚皮像针扎一样的疼。“其他几个人在两小时内都逐渐恢复正常，他一直不舒服，心率已经降低到40次。”这时，他才注意到试验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前后需要注射3针。其他三人完成了全部试验，而他只注射了第一针。

     后来医生不断要求他到医院做心电图，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做了20多次。护士跟他开玩笑说，这一天把他一辈子的心电图都做完了。

     结果，这一天的检查结果中，“心律不齐的记录有8000多次。”连老医生也没能找出原因，只好安慰他说心脏没有毛病，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慢慢就好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何立虎经常在体检时发现心律不齐。“现在早上起来或者吃饱饭后，我都会觉得胸闷。开始给大夫打电话，对方说那1万元钱包括了赔偿，后来再打电话人家就不接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同时，与药物试验给身体带来的直接可见的后果相比，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中间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除了试药者本身之外，没有人能够对此负责。记者翻阅了之前的一篇媒体报道，重庆一名大三男生在参加了一种肝病方面的药物试验后，不到半年便出现肝功能衰竭，甚至在找工作时因此而被多家单位拒绝聘用。但是试药者和医药公司及医院几方各持己见，针对试药者的病症是否因为药物试验而引起，产生了严重分歧，赔偿事宜久久悬而未决。

     利益链下监管缺失

     职业试药人的职业，长期以来充满了争议。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眼中，职业试药人违背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职业的试药人是在用损害健康的风险来换取金钱。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应该存在如此谋生的手段。这与那些卖器官的人，本质上如出一辙。”

     而针对那些通过各种奇招去试药的人，她觉得非常不妥，“你要知道，若短期内参加多种药物的试验，不同的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反应，尤其对于风险较大的新药研究，对身体产生损害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对于试药者在出现问题后，他们的补偿治疗则更叫我们关心。”中山大学教授李明这样说。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四十三条规定：“申办者应对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提供保险 ，对于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或死亡的受试者承担治疗的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

     但在丛亚丽看来，由于诸多原因，该规范并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差。有的没有补偿，有的不为受试者办理保险。

     “目前对于职业试药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法规、政策的监管和保护，我国只有较大规模的医学院校、研究机构和三甲医院，才设置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丛亚丽说，按照规定，临床试验开始之前，研究组须提前向所在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包括研究方法、目的、受试者人数等，试验的每一步都必须进行详细计划，包括药品的构成、试验中药品剂量的变化等。只有伦理委员会同意研究方案之后，临床试验才可以正式进行。

     目前，伦理委员会承担受试者保护工作的重任。“但是，伦理委员会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受试者和研究组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是试药人的主要保护途径，但有时也无法起到保护受试者的作用。对研究过程的控制依然‘无力’。”

     丛亚丽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通过立法途径来真正地保护到试药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