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来，富士康频繁登上印度媒体头条。8月4日，富士康表示将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每年产量达到4亿部手机的制造工厂。而在此之前，富士康曾宣布在印度为苹果建立代工厂，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建立10到12个工作点。
据记者了解，除富士康之外，华勤、文泰等手机制造商也已经开始在印度建设生产线。
2014年，全球手机出货量18.9亿部，其中16亿在中国制造，占到全球产量的85%。可以预测，随着印度手机制造业的崛起，超过20%的手机制造订单会从中国转移至印度。
诚然，吸引中国企业的，是印度远超中国的智能手机增速，以及更丰富、低价的劳动力资源。但是，目前加速整个手机产业链从中国向印度转移的，其实是印度的市场政策。而致力于改变印度市场的中国公司们，却并不了解这一点，也尚未尝试去改变印度的市场政策。
本土制造的税务福利
Micromax是印度最大的本土手机厂商。根据知名手机分析机构Canalys最新发布的市场报告，2015年Q1，三星、Micromax分别以570万台、400万台智能手机销量，在印度市场排名第一、第二;但到了Q2，三星销量下滑至540万台，而Micromax则保持高速增长，达到510万台。这一销量是联想的5倍，该报告中，联想排名第五，Q2出货量约100万台，是首个进入印度前五的中国手机厂商。
曾经，Micromax把所有手机的研发、制造放在中国。但随着出货量不断扩大，Micromax手机生产线也开始向印度回迁。
“Micromax自己投钱，原本中国的ODM企业则帮助Micromax在印度建厂。”竺帆咨询创始人、印度中国企业商会秘书长黎剑告诉记者，一开始，Micromax建设了6条生产线，几个月前，扩大至12条，“现在，可能又新增了生产线”。
Micromax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研发、制造本地化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响应印度新政府上台后提出的“印度制造”战略——印度政府希望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除了Micromax之外，印度手机厂商lava、Karbonn也均把手机生产线从中国向印度回迁。
“建设了自己的生产线之后，Micromax等企业开始游说行业协会、政府等机构，希望政府能够对出台政策鼓励本地制造。”黎剑告诉记者，“2015年2月，印度政府出台新的税收政策，手机进口关税从原来的6%提升至12.5%，并且取消了本土手机的CENVAT(印度中央增值税)。”如此一来，进口手机比本地生产手机多缴纳超过12%的税。
对于主打低价手机的印度市场而言，10%的成本几乎决定生死。排名第二的Micromax靠70美元售价的低价手机抢占三星份额，而排名第三的Intex则依靠售价45美元的智能手机，实现了高达52%的市场增速。而中国手机厂商也均在印度主打400-800元的产品，Canalys分析师指出，印度对于低价手机的需求大到无法想象。
此外，在印度12亿人口中，智能手机用户占比不足10%。庞大的市场体量下，印度制造带来的税收红利进一步被放大。随着手机增量市场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新的手机战场将在此展开。受到印度政府邀请之后，三星、索尼、LG开始在印度建设手机制造中心。
最早计划在印度建设制造中心的中国厂商是小米、金立、华为，其后，酷派在今年5月宣布在印度建设制造中心。2015年7月，vivo也宣布启动印度生产线的建设，当然，除此之外，vivo还在印度投资接近40亿元，建设本地化销售渠道。目前，vivo已经在印度22个邦取得了营业执照、税号、银行账号等经营资质。
此外，富士康、文泰进入印度之后，也将主导印度的手机制造产业，事实上，富士康在印度的项目是目前“印度制造”中最大的投资。
参与市场政治
对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产业而言，35岁以下人口占比达到64%的印度无疑是最佳的制造基地。而且，印度25岁以下人口达到5.98亿，可以保障未来20年内的劳动力充足。廉价、充足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也确保了手机厂商的低生产成本以及竞争力。
这些资源优势足以吸引国产手机厂商。但是，他们仍需思考的一个问题是，“Micromax可以游说政府出台有利于自己的税率，那么以后印度企业是否仍会通过游说政府制造竞争优势?”也正是因此，部分国产手机厂商希望“先了解政府在新政策方面的详尽解释”。
事实上，不仅仅手机，包括电信设备、电力、钢铁行业均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黎剑介绍，2011年，中国电信设备商开始在印度遇到不利的市场环境，2013年，中国电力企业在印度的关税大幅提升至28%，钢铁企业的关税更是比印度本土企业高出近30%。
“中国企业总抱怨‘印度政府又来搞我们’了，但其实这些并不是印度政府的单方面行为。” 黎剑告诉记者，“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脱离了印度的市场、政策环境。”但没有企业意识到这一点。
黎剑分析指出，印度的政治体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国家。在过去的10年里，不管是关税上调，还是进口比例的限制，都是印度本地产业或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所发起的。
“在印度立法的各个环节中，议员、媒体都会起到作用，而且行业协会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们可以把公司的需求反映到政府决策层。印度企业很善于借助这些资源帮助自己发声。”黎剑表示，“但中国企业，习惯独立于行业协会、媒体之外。”黎剑认为，“其实，我们可以联合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一起向政策监管部门发出声音，完全可以争取到对自己更有利的政策。”
当然，相比于电力、钢铁企业，中国手机企业对于政策调整的跟进速度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并未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税率之外，日后的行业标准、规范、贸易政策等政策变动，仍会影响手机企业的发展。防患未然，中国手机厂商也需要参与到印度的政策制定，甚至去影响市场政策的制定。
而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企业去适应印度的游戏规则。“比如金立，战略调整之后，金立在印度就没有中国员工，全部是印度人;小米也是如此。”黎剑认为，“印度市场的销售管理、行业关系、危机处理等等都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处理原则，更适合印度人去完成，人员、管理、利益都实现本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