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认为，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朝、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如何解读《决定》中多次提到的“公平”一词，如何看待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等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

　　营造公平社会最重要的是优化权利配置

　　记者：《决定》中多次提到“公平”一词，如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你如何解读这一现象，这是否预示着改革走向？

　　李佐军：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的重心主要在强调提高效率，当然近年来也越来越强调公平，但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强调了公平，突出了公平的重要性。《决定》中许多重要的改革都突出了这一点，如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a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等等。

　　之所以现在更加突出公平，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像国企与民企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均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要想营造公平社会，最重要的是优化权利配置，改革就是改制度，而制度是不同主体之间责、权、利的安排，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正是如此，即公平配置各主体的权利。

　　在社保需要和国企的承受力之间找到平衡点

　　记者：《决定》指出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并没有指出多大比例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多少合适？

　　李佐军：将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问题最近几年来一直都在讨论，但一直没有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予以提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只是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方向，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很具体，在未来的改革方案中可能会提到具体比例，具体比例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确定具体比例要根据社保需要、国有企业的承受力来确定，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这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需要稳步推进改革，必须让各个方面逐步适应改革力度和进程。《决定》提出将国企利润的一部分投入到社会保障基金，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但到底投多大比例则需要逐步探索。

　　所有权改革可能是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记者：《决定》指出要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有学者指出，改革需要多个突破口，一个不够。而最有效的一个切入点是国企的透明度问题。如何评价“把国企的透明度问题当作改革突破点”的观点？

　　李佐军：关于改革的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提到了多个方面，如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都是重要的改革突破口。至于增加国企的透明度问题只是国企改革中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中的一个具体举措，很难说是一个最有效的切入点。

　　在国企改革中若硬要找出一个突破口，更重要的可能是所有权改革问题，《决定》中提到的国企与民企拥有同等权利、发展混合所有制等就属于这一层面的问题。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说国企的透明度问题不重要，在新的形势下，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也十分必要。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找突破口上，更重要的是要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改革的“短板”问题。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经济时报：香港经济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类似企业上缴国库利润最高达70％。《决定》指出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收益上缴提到30％比当前10％是提高了不少，为什么不是更多一点？

　　李佐军：30％较10％已经有重大进步，这个问题涉及到利益调整，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考虑到国企的承受力和改革的整体环境。距离2020年只有7年的时间，在这7年当中，把收益上缴提到30％已经是一个较大的比例。当然，根据国企的性质，30％的上缴比例还是不够的，7年后可能会根据各个方面的需要和国企的承受力以及新的形势等，逐步提高这一比例。要在逐步提高上缴比例的过程中，加快推进一系列相关改革，为进一步提高比例做准备。

　　对于香港经济大学教授丁学良表示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类似企业上缴国库利润最高达70％的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丁教授只是笼统地说是西方国家，并没有指出是哪个国家在哪一年哪个行业国企上缴国库利润最高达70％，你不能拿个别国家、个别年份、个别数据来作为总体依据，而且也没有说明这个国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种现象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所有这些都不明确。

　　另外，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今后的国企并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更多地时为公益服务。众所周知，许多公益领域的回报率都比较低，有些甚至是赔钱的，所以，今后提高国企上缴比例还要考虑到这种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