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改委召开的药品价格会议上“扶低抑高”的药价改革思路引发业界关注。参与药价会议的药企人士透露，发改委多次强调“带量采购”，将推进到下一轮招标工作中。

而此前，国务院医改办拟定出台的《关于药品流通行业改革发展意见》，也因为相关部门对改革药品招投标制度存在重大分歧而流产。据了解，该意见中提出了很多对药品招投标环节的改革措施，但最后都被相关部门一一否定，“唯质量第一”的改革思路再次败北。

“药价虚低不仅会造成药品质量隐患，还将严重影响医药行业的发展。”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表示。

安徽模式

备受商务部 、发改委推崇的“唯低价是取”的方针源于安徽模式，该方式也被认为是防止药价虚高、解决看病贵的重要手段之一。

2010年10月，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的孙志刚在《安徽日报》撰文《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文中指出改革的重点就是机制建设，除了药品制度的改革，安徽省配套进行了基层医疗机构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的改革。

“一个原则就是‘财政兜底’。基层使用的药品毕竟有限，只要政府想做，肯定能做到全额补偿。”一位合肥市卫生局的人士表示。

根据合肥市规定，当地自2006年起就把药品加成率降到了13%，一些地区就将之作为补偿基层医疗机构药品收入的依据。考虑到业务量的增加，这笔钱每年还有不超过10%的增量。

“安徽的招标模式，制造了‘价格虚低’的情况，可能造成药品质量隐患。”蔡东晨认为。在安徽的药品招标中，曾出现过这种情况，60片瓶装的复方丹参片中标价格是0.95元，而大型制药厂生产该规格药物仅成本就3.59元。

安徽省医改办人士、省发改委一位副处长给出了“低价”的部分原因，即安徽省的基本药物集中采购规定医疗机构必须作出“单一货源承诺”，一家生产企业一旦中标，就将获得全省的份额，如此批量采购也使得企业的成本有可能降低。

中国社科院教授朱恒鹏表示，一个地区单一货源，忽略了个体差异，不符合基本的医学常识。此外，单一货源承诺很容易造成行政上的市场分割和垄断，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自由流通的，药品显然不能脱离整个大环境。

业内人士认为，医改“安徽模式”中“唯低价是取”的取向，会带来较大的药品质量隐患，影响医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比“药价虚高”更加危险。

事实上，早在2008年10月，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时，就遭到众药企的反对。医改配套文件中的“定点生产”、“招标”等内容被认为是向“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倒退，与医药体制“改革”的总体精神不符。

不过，随着孙志刚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出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之后，安徽模式随之在全国推广。

改革难产

但是，“唯低价是取”的安徽药品招标模式，卫计委显然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唯质量第一”的思路才能确保药品质量。也因此，主推改革的药品流通方案，最终因意见相左无疾而终。

而药品招投标制度已然成为医改的鸡肋。

“在招标的问题上，管理的部门实在太多了。”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2009年底，原来没有主管部门的药品流通行业划拨商务部管理。药品流通业不仅包括医药流通企业内部问题，也包括药品招投标、药品配送、医院内部药品流通程序。在牛正乾看来，商务部主管业务，角色就像“教练”，卫生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行业，角色类似“裁判”，但在教练和裁判之外，涉及到价格管理的还有发改委。

就在此前，发改委召开的药品价格会议上，再次强调“扶低抑高”的药价改革思路，“带量采购”将成为接下来全国各省药品招标工作的关键词。

所谓带量采购，实际上是“二次议价”的变相说法，目标就是为了压低药品采购价格。即在省级集中招标采购的基础上，以县(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为主体，代表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共同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成交确认，签订购销合同，明确采购品种、价格等，形成带量采购、量价挂钩，进而获得最低的采购价格。

目前，广东 、上海两个用药大省在招标中都进行了“量价挂钩”：广东要求医联体在药品交易平台上进行“团购”，上海则允许对质量、限价符合要求的药品全部中标，由医院自行遴选所需药品，为带量采购铺路。毫无疑问，“带量采购”将为药企再度蒙上一层降价阴霾。

“现在的药品招标是30多个省，每一个省都要安排人员去参加药品招投标会议，而每个省要求提交的招投标文件都不一样。每个省招标办都希望中标价在全国各省排最低，完成自己的政绩，而不考虑如何保证药品的质量、给予药企合理的利润空间。”一位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

据了解，在药品流通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很多药品招投标环节的改革措施。专家们认为，这些改革对解决药品招投标上存在的问题、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根除回扣等医药商业贿赂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这些都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难点，已经达成征求意见稿，却在最后被否决。”知情人士表示。

医改尚需明确方向

“医改已经过了3年，没有进入深水区而是有点像进入了泥潭。”2012年，牛正乾在一次医疗会议上公开表示。

“行政干预太多。”牛正乾表示。事实上，一些地方的基本药物配送招标都没有相应的衡量标准，甚至出现由有关部门直接指定的现象，以北京的配送招标为例，拥有300辆车的企业居然竞争不过只有5辆车的企业。

“不合理的药品招标采购政策，往往需要对企业报名及审核条件、配送要求等作诸多不符合市场规律的限制性规定，很多规定均需要招标管理部门受理、备案、确认、审批，实质上是变相扩大了行政审批权，扩大行政干预，增加了市场交易的障碍，或者叫设置地区封锁。以改革之名，政府过多干预企业微观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扭曲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最终会直接影响到行业的正常增长。”牛正乾表示。

南京长澳药业集团总经理王憷南也对招标制度很头疼。一般情况下，大型药企的药品质量要高于平均水平，售后服务也相对完善，“质优价优”。也正因如此，这些药厂的价格要高于医院的招标价格，终端医院根本不青睐。“不能搞招标，指定生产，市场才是试金石。”王憷南说。

“药品零售80%以上掌握在公立医院的手里。只有医疗机构合理买药，医药公司才能合理卖药，我们药厂才能合理造药。有的医生处方占医药利润高达50%。发改委调查的利润达到了42%，要想真正降低医疗费用，就要让处方行为理性健康，才有后来产业链的健康。”牛正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