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他提自己是诗人会遭到哄笑的时代。这是一个因为他是企业家人们就认为他不会是个好诗人的时代。他戏谑般地承认自己是个土豪。但他已经开始拥抱世界文明。他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另类个案吗？不，他其实代表了中国财富的下一个趋势：寻找精神内核，并成为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有生力量

　　摄影师向坐在沙发上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提出请求，把腿翘起来拍照。黄怒波犹豫了一阵，不太情愿，他尝试着摆出几个更为平实的姿势，效果欠佳，这才按摄影师的要求翘起腿。当摄影师要求他抱着胳膊时，他也表示不习惯。

　　放在几年前，黄怒波绝不会如此。在一些照片和视频中，他把腿架在桌子上，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现在他对此解读为：“内心当中，还是傲狂。”如今接受采访拍照，他更喜欢规规矩矩地坐着。

　　发生在这位57岁的企业家身上的这种变化，颇耐人寻味。几年前曾与黄怒波一同登山的()说，登山后的黄怒波气质发生了改变，更关心别人。如今的改变，则始于刚刚开启的“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这个行动的时间将长达10年，黄怒波要考察全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第一站是德国，接下来是法国。

　　“咱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都随便一架腿，在国际场合上太显眼了，当然不是好的习惯。西方人都很谦虚、谦和。走完德国后，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变得沉静、谦和。我觉得行走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从德国回来一个多月，黄怒波在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达了他的自我更新。

　　尽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黄怒波却毫不避讳地称自己是“土豪”，但他并不甘于做土豪。无论个人姿态，抑或个人兴趣，乃至参与公益事务，他都表现得特立独行，与诗歌、艺术、学术和文化连接得十分紧密。他在让自己变得“为富且仁，为富好礼”，这也是他给“儒商”下的定义。

　　他在向土豪告别。

　　学会内敛与谦和

　　5月17日，黄怒波第三次登顶珠峰。在山上，他开始考虑接下来做什么。他准备向坚持了多年的登山告别，但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再回到北京老老实实地待着，不愿意回北京当土豪，他仍要寻找自己的自由。一个提出许久的计划，此时再次变得清晰而坚决：他想走进世界各国，考察各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仅仅三个月之后，这个愿景变为现实。在德国，黄怒波与一位著名的出版社社长谈起自己的计划和筹备，让这位德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是德国人来做这件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去准备。“我说，这就是中国人，很简单。再有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这样的人都变成土豪，有钱了。”黄怒波带着戏谑回答。

　　8月29日，黄怒波带着重达64斤的行李，和他的助理成员从北京启程，飞往法兰克福，再转机到汉堡。在空客A380的头等舱，黄怒波感慨：这是人类第一次以个人身份考察访问全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是由一个中国人、一个诗人、一个商人、一个登山的人来完成。

　　“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看，更多地希望把我的岁月花在行走上，花在观察上，而不是简单地生活，简单地活着，简单地花钱。我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听到许多、体验到许多，对世界的看法就会改变。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终要走出那种广场情结，或者说暴力情结或是暴民情结、痞子情结，做一个全球的人。”黄怒波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

　　8月30日，黄怒波开始有目的地参观德国的34处文化遗产。每一天，他都感到兴奋，因为每一天都看到不同的遗产，有皇宫，有古堡，有教堂，有酒窖，有艺术区，有工业遗迹，有山地公园。他并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更不是旅游。每参观考察一处遗产，他都会做足功课，他的助手们为他备足了相关的资料介绍，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快速吸收，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他坦言，这是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要了解的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历史、文化和艺术。

　　除了考察静态的遗产，他也与德国各阶层的人对话。“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他要看的还是“脸谱”。

　　在德国的近一个月，他访问了100多人，包括政治家、文化学者、企业家、记者，也有女性性工作者、犯人、流浪者。他和这些陌生人聊天，探究不同的人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在和这些人对话的时候，他都会用准备好的录像机完整地录下整个过程。“我看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背后是看人，不是看那个村子。”黄怒波解释说。

　　每天，黄怒波都起得很早，6点半起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健身，然后回到房间，对着一支录音笔，口述昨天的考察内容，以及他的思考，这需要一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录音经过速记之后，整理成文章，成为“脸谱日记”。他为此新建了一个网站，专门放置这些日记。从8月29日出发，到9月23日离开，26天内，他完成了62篇日记，每篇日记的篇幅从几千字到万字不等。回到北京之后，黄怒波开始重新整理修改，最终要删减到30多万字，然后分别交由德国的一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用的是口水体，换一个写作方式。你看很多人的游记，写得很严谨，像余秋雨老师，但那样的游记，我认为现在的人读它没意思了。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走现场，看我愤怒了、不高兴了，或者开心了，都能感受得到，用我的眼睛替大家看，然后还有知识文化的对比。”

　　他得知东德和西德统一之后，彼此心里的隔阂仍旧很大，甚至是心里的对抗，60%的西德人不去东德，曾经属于东德的大城市德累斯顿，10%的选民是新纳粹，排挤外国人。黄怒波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德国的现状，他更喜欢作文明的对比：“两个国家统一这么多年了，民族的分裂还这么大。你立刻回到中国的现场看，我们跟香港的关系，它回来了，但和大陆的差距隔阂是越来越大了，不是缩小了。”

　　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黄怒波了解到，不光是希特勒，欧洲一直有排斥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犹太人一直保持自己的犹太教，不纳入到基督教，被基督教视为异教徒；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出卖的；犹太人民族素质高，会经商，有钱，也因此成为掠夺对象。黄怒波再次就文明作出对比：“人类很狭隘。看我们国家，需要重新思考跟少数民族的关系，跟他们怎么相处。回看历史，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是重大问题，超越了文明的冲突。”

　　他的考察，引来德国人的兴趣。《法兰克福汇报》、德国之声、《斯图加特报》等媒体跟着黄怒波采访，有的会跟一整天，然后用整版报道。德国人看到了一个迥异于先前所见的中国人，他们说，黄怒波跟其他的中国的企业家不一样。黄怒波知道德国人所指的企业家：土豪。他出国，时常看到出去的土豪，表现得财大气粗，一派暴发户的做法，让他恶心。

　　黄怒波说，在德国，他学到这个民族的内敛、不张扬。以企业家做慈善为例，德国的一些古堡、教堂，都是企业家家族在捐赠维修，但他们并不会大肆宣扬，与他们交流时，黄怒波看到的是绅士做派、谦和。

　　“国内的企业家做慈善，觉得很光荣，很了不起，背后有一种炫耀—你看我是好人，不是土豪，不是暴发户。都是这个心态。这是不成熟的慈善心态。西方的企业家做慈善，没有那种心态，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慈善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部分，进入血液里面了。我们要学这个，把慈善做成企业经营本身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额外的善事，要学会跟社会分享，学会承担责任。”黄怒波反思，“在国际上走，对我来说，文化的熏陶特别多，这挺触动我，真的挺触动。”

　　做有情怀的诗人

　　在德国莱茵河谷，黄怒波的面前，是清澈的河水、翠绿的树林、古色的城堡、彩色的小城，如此世界文化遗产让他心醉。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诗集，忘我地大声朗读起来。此后，在乌茨堡宫廷花园、施佩耶尔大教堂、慕斯考公园等地，兴之所至，他都会朗读自己的诗集。

　　德国之行，最令他兴奋的是，他的诗集《螳螂说》由德国知名的出版社Olms出版，并且举办了一个发行仪式。《螳螂说》译自他的中文诗集《小兔子》，译者是德国作家、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诗集印了1500册，黄怒波出了一小笔费用，占出版费用的三分之一。另外的费用则由出版社自己承担，因为他们认为这本诗集有市场。一些艺术家还希望将诗集改编成戏剧，在德国巡演。这让作为诗人的黄怒波有些喜出望外。10月中旬，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开幕，黄怒波的诗集以第二顺位获得主办方推荐。

　　黄怒波是诗人，写新诗，笔名骆英。许多年前，在演讲时，他介绍自己是诗人，下面哄堂大笑。企业家兼诗人，多半会遭到嘲讽。在众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老板的附庸风雅。他并不去解释什么，仍然坚持写他的诗。

　　他并非天天写诗，得有主题。他的创作高峰，是在登山时期。之前的几十年，他只有《骆英诗选》《都市流浪集》几本诗集。2005年登山之后，他接连出版了《小兔子》《第九夜》《7+2登山日记》《知青日记及后记》《绿度母》等多本诗集。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黄怒波解释，登山中每天都能看到崭新的风景，思维极为活跃、情绪化，回到了作为人的本真状态，就有了写诗的欲望和激情。他调侃，“回到北京，就很理智。天天当土豪，鸡飞狗跳的，没诗歌了。”

　　最近几年的诗歌创作，黄怒波更强调主题，没有主题不会写。他不像一些以诗歌为唯一身份的人，大清早起来搜肠刮肚地写诗。今年出版的《绿度母》，就是一部主题鲜明的诗集：在现代性困境中，个人都微不足道，人被消灭了，被巨大的东西压抑、解构。

　　写完这部诗作，他暂时停笔，等待两三年之后再写一首长诗，主题是现代性的归宿。他透露，这首长诗将写一个人类的化身，不断寻找最美的东西，找到后，最美的东西就会毁灭，意思是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不过，黄怒波仍在酝酿中，现在写不了，需要等到情绪的最后爆发，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写完。

　　因为诗人的身份和情感，2006年年初，黄怒波向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捐赠北京大学中文系新诗研究所，1000万元捐赠中国诗歌学会，其余1000万元用于开展诗歌的交流及评奖等活动。这3000万元的使用期限是10年。这曾成为诗歌和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诗人都给予了极大关注，有的认可，有的期待，当然，有的并不认同。这并不是黄怒波第一次为诗歌捐赠，2004年，他捐赠100万元支持北京大学建立了诗歌中心；2005年，他捐出13万元，给著名老诗人林庚庆祝95岁诞辰。

　　1980年代被称作诗歌的年代，新诗被广泛阅读，一度承担了启蒙的责任。不过，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后，诗歌迅速陨落，完全退出了人们的视野。黄怒波希望推动诗歌回归。

　　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得到资助后，创办了《新诗评论》，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新诗总系》的编纂与出版。2010年，在黄怒波的资助下，北京大学成立中国诗歌研究院，整合古诗、新诗和外国诗歌的研究。得此支撑，北京大学成为诗歌研究的重镇。“现在全国几百所大学都有诗歌中心，原来只有几十所大学有。我毫不谦虚地讲，这些都是我们基金在全国推动的结果。”黄怒波说。

　　黄怒波自己参与最多的是诗歌交流。由其资助和组织，中国诗人以民间的方式与美国、德国、法国、土耳其、日本等国的诗人群体展开对话交流。2012年，他组织了“中国诗歌朗诵季”，在北京、安徽桐城、云南普洱等多地举行，声势浩大。

　　2007年，“中坤国际诗歌奖”开始评奖，两年一届，评选中外诗人。这个民间的奖项被视为诗歌界的“终身成就奖”。中国诗人中，北岛、牛汉、痖弦等著名诗人先后获奖。给北岛颁奖后，黄怒波和中坤不断受到有关部门的“关照”。2011年，老诗人牛汉获奖，今年去世。国外的获奖诗人，则有日本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等。

　　 “每个获奖诗人才给10万元，已经是很高的奖金，很可怜，是吧？大老板们都买私人飞机，两三亿元一架，飞一次几百万元。我这3000万花得多值啊，做了一个国家的诗歌推广，让世界认识中国。3000万到现在都没花完，已有全世界的影响力。这就是土豪和有情怀的诗人的不一样。”说完，黄怒波哈哈大笑。

　　这一次的慈善，至今让黄怒波相当得意。即便从全世界看，为一国诗歌的发展捐赠如此大额，也属少见。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日本，诗人听到黄怒波的捐赠后，均表示了吃惊，因为诗歌在全世界都处于低潮期。在黄怒波看来，3000万元所做的事情，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复兴。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黄怒波的捐赠，他也时常遭遇质疑。但他并不避讳，坦然面对：“全中国的诗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的资助。一提我，都说那家伙牛；也有人说，他有什么，就是有钱，诗这么烂，靠他的钱才有名。那也行，我就是有钱，怎么办？”

　　当被问及自己的诗作水平，他并不直接回应，“不能和谁的诗歌比，诗歌只能讲文本，你的文本是不是你自己的。”在黄怒波看来，大多数诗人没有文化，创作没有理论体系支持，不过是在模仿西方。“我的文本是我自己的，我有理论体系，现代性批判。所以为什么到国外，我的诗歌让他们吃惊，他们没想到中国人能有这样的语言。”黄怒波认为，“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有我这样的身份，是商人，知道资本的残酷性，在现代社会的最前沿。这个身份别人都没有，而大部分诗人又没有文化，被边缘化，其作品当然没人看了。”但他坦言，自己喜欢诗人于坚的诗作。

　　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遗憾地认为，作为诗人的骆英被作为企业家的黄怒波所误。因为黄怒波以企业家身份为人所熟知，大家在看黄怒波时，就会从心里抵触诗人骆英。

　　因为对中国诗歌学会的1000万元捐赠，2012年，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会改选，黄怒波成为12位副会长中的一位。起初，在得到提名后，他并不想担任。但随后，诗人们为了争夺会长、副会长等领导职务，互相攻击。黄怒波也遭到攻击，被指为“一届商人，三流诗人”。目睹了文人相争的无聊，甚至是“文革”的攻击手法，黄怒波更坚定了不参与的态度。主管人事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打电话给担任会长的雷抒雁，询问黄怒波的诗歌水平。雷抒雁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里面，像他这样的诗人没几个。”在多位诗人和领导的动员下，黄怒波才答应担任副会长。

　　“我是商人，没有大师欲望。”作为诗人，黄怒波显得很超脱，“很多诗人老想做大师，老瞄着诺贝尔文学奖，写作端着架子，以大师的作派琢磨字里行间，这样就会受约束。你想，你是学西方的，再玩玩得过西方吗？”

　　从土豪到儒商

　　黄怒波生于兰州，成长于银川。2岁时，父亲自杀，13岁时失去母亲。回忆幼年，他说自己生活在底层，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文革时，我是最穷的人，傻乎乎地给走资派当权派做保皇党。但是文革后期，走资派一个个回来了，最后他们的子女都是高官厚禄，一个没落下。我们这些人呢？当时被打死的被打死，后来被清算的被清算，最后成了无用的一代。”

　　然而，黄怒波以自己的奋斗，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先后在中宣部、建设部工作。在读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后，他备受震撼，决定告别体制。于是，1995年下海，创办中坤集团。尽管在北京大学遭到过干部子弟的不屑眼光，但对于改变自己一生的母校，他一直有着浓郁的情结。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介绍，1998年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刚刚创业不过三年的黄怒波为母校捐赠了20万元。10年之后的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宣布为母校捐赠价值1亿元的商业地产—北京大钟寺中坤广场。这是1949年之后北京大学接受的第一笔地产捐赠，也是北大校友最大的一笔捐赠。不过，此后的落实过程并不顺利。地产捐赠没有税收减免，仍要按照现房交易缴税，而且双方都要缴纳。为此，中坤和北大共缴纳了数千万元的税。

　　2011年，黄怒波再次和北大教育基金会签订捐赠协议，为其捐赠价值9亿元的大钟寺中坤广场地产。黄怒波透露，这一捐赠至今仍在操作中，因为中坤需要缴纳多达四五亿元的税，还必须是现金。他有些愤怒地表示：“这是我们国家慈善的大问题，是对中国慈善事业极大的限制。”

　　除了这几笔引人关注的大额捐赠，邓娅说，黄怒波一直不停地在为北大捐款。2011年，他为北大捐赠500万元，用于“北京大学－西藏大学对口支援基金”。在公开演讲时，黄怒波表示，未来要把自己一半的财产捐给北京大学，做北京大学捐赠最多的一人。事实上，黄怒波并不是最有钱的主儿，最近几年，在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上，他的排名都在100名之外。

　　近几年，在为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捐赠的同时，他也深度参与了环保组织。他是野生救援(WILDAID)中国基金会主席，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理事会理事，并与牛根生等企业家发起成立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除了作为慈善家的慷慨与用心，黄怒波有着更高的自我要求。

　　10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新儒家代表杜维明组织了一场论坛，主题是“儒·商对话—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精神与商业伦理”。在这场小规模的论坛上，参与者包括中国、德国的学者和企业家。作为当天最知名的企业家，黄怒波作了题为“儒商的来路与归路—从此岸到彼岸”的演讲。

　　他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困境出发，追溯熊彼特以新教伦理建构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儒商找到在21世纪的独特价值，摆脱“半人半兽”的角色。演讲的最后，他引述了尼采给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的话：“您在‘现代性’观念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最乐于接受的恩惠。因为，说来也巧，今年冬天，我恰恰也正盘旋于这一最主要的价值问题之上。我像鸟一样飞翔于高高的天际，盼望着能以尽可能非现代性的眼睛考察现代世界的一切。”由此，黄怒波认识到“非现代性的眼睛”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而儒学恰恰符合非现代性。

　　这篇演讲涉及中西方哲学、困境与出路。论坛现场，听到作为企业家的黄怒波的纵论，二三十位嘉宾颇感意外，惊诧于他的学识与思考。其实，这是黄怒波第一次公开谈论儒商。“中国处在一个土豪的阶段。我有时候也说自己是个土豪，因为我们还未被现在的企业伦理驯化。但我认为，要走出现代企业伦理的诸多困境，仅有土豪是不够的，因为土豪本身就是这种困境的一部分。”黄怒波明确地认为，走出土豪的困境，就是儒商。

　　“儒商的标准相当严格，中国能出几个就不错了。企业家真的都在往儒商方向努力，都在思考研究，都在升华。”为此，他已开始提倡儒商，并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