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级政府逾20万亿元的债务究竟是多大规模，政府偿还能力又到底如何？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吕风勇认为，只去关注数字远远不够，还要看这20多万亿元的债务结构是怎样的，“在已有的债务中，如果是投入在类似公益性质没有收益的项目上，就会导致未来政府的还债压力很大；但如果有高速公路这种可以通过收费来进行一定补偿的债务，必然会有效降低债务风险。”

　　针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为105.66%这个数字，分析认为，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性债务的比例，还有国际风险控制指标来看，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不过，吕风勇认为，目前强调的“风险可控”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根据当下债务规模、GDP总量及增速来衡量。“这是在财政收入不出现大的缩减情况下来讨论的，但如果未来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加之土地财政很有可能会被严格控制，负债率的发展就很难估计了。”

　　此次摸底的地方债务不仅包含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还包含负有担保责任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体现了全口径管理思维，从而对地方债务的总体规模和风险有了全面的评估和掌握。从未来偿债年度看，2013年7月至12月、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占22.92%和21.89%，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17.06%、11.58%和7.79%。有专家分析，政府偿债高峰似乎已过，而将来几年还款的时间分布相对均衡，缓释了集中到期的风险，发生违约的风险逐步降低。而且，今年许多城市的土地成交额又大幅增长，为近两年内归还地方债务提供了保障。如果明、后年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不出现大幅降温，那么因地方债务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反倒提供了消化存量债务的良机。“只要保证未来能控制地方债总规模，就能保证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吕风勇表示，“各级政府应该提高警惕，而且中央已经思路很明确，要把债务规模纳入干部考核中”。

　　可以预见，相关部门将会从不同的维度上保证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总体可控，在完善财税体制、细化责任、减少盲目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改革。这些虽然对地方政府的投资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短期内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不过长期来看，显然可以有效抑制地方债务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有专家认为，我国地方债务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缓释，源于集中财力应对还款高峰，而且不少银行机构按照严控总量、优化结构的原则，对许多打包贷款的债务进行了分拆，落实土地抵押，从而形成了大量有着稳定还款来源的优质资产，但在风险防控上仍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因为，首先地方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中央政府性债务，而且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在我国地方财权和事权仍不对等的背景下，要警惕个别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高负债问题。贫困和后进地区的地方财力较弱，但同时又需要大量资金来夯实基础设施，应当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

　　其次还应当警惕部分地方债务的隐蔽化。在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中，有着体量较大的影子银行，而地方融资平台正是其资金的主要流向之一。以往地方通过信托、融资租赁等“曲线”融资的现象屡见不鲜，要防止平台出现违规变相融资的倾向，还应当建立更加市朝、信息透明的地方投融资体制，对地方财政预算形成硬约束。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正在推动的改革，是一项全面的系统性的改革，而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是发挥市场作用的重要体现，其影响将会在地方投融资行为中有所体现。过去，土地财政支撑了地方债务的还本付息，长远来看这一模式不可持续，事权调整和财力的重新配置，将是缓释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前提，相应地对融资平台的管理也必然趋于严格。“融资平台的资金应该要求定向投资，但过去普遍是一揽子式的做法，比较混乱，不仅对规模和用途没有严格的控制，而且对以后的统计细化也存在着一定制约。”吕风勇建议，将来融资平台的行为应当公开透明，另外在地方投资中要充分引入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