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调查同时显示，由于民众对法律赋予的权益熟悉度仍不够，加上商家违法成本偏低，在遭遇最低消费等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消费条款时，仅有一半被调查者表示会诉诸法律。
七成人认为案例意义重大
引发舆论关注的案件，发生于今年3月8日。广州市民廖先生在越秀区某酒楼消费后发现，酒楼出具的酒水单中除正常的茶水费外，还加收了38.2元，名义正是最低消费。
随后，廖先生以经营者设置不合理的“霸王条款”为由，向法院依法提请诉讼。4月初，越秀区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
6月17日，越秀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酒楼设置的最低消费属于服务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侵害了廖先生在消费时的自主选择权，属强制性交易，违背了等价有偿和平等自愿的原则，属于无效。最终，判定酒楼多收取的38.2元最低消费金退还给廖先生。
该案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连续两天位列百度广州新闻热搜榜前10名，被人民网、凤凰网等转载并引发评论。
网民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绝大多数参与评论的人认为，该案判决结果意义重大，并呼吁对商家不合理的“霸王条款”应穷追不舍加以严管；不过，也有网民认为，酒店消费属于市场行为，政府规定太多其实没什么效用；还有少部分网友为商家叫屈，“商家也有无奈之处，若主动标明最低消费可接受”。
针对酒店设置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行为，本报记者日前在爱调研网上发起了一项随机调查。截至20日下午5时，有超过1100人参与了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调查者中，认为酒店设置最低消费规定“不合理”的占47%，认为“合理”的占32%，还有21%的调查者表示“说不清”。针对发生在广州的首宗最低消费诉讼案例，被调查者中有66%的人认为“判决很有意义”。
多数被调查者被迫接受“最低消费”
其实，关于酒楼等消费场所设定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的诟病由来已久，但多数消费者要么默然接受，要么无奈拒绝，真正将其视作权利被侵犯并最终诉诸法律的却少之又少。
本报调查结果就显示，有57%的被调查者在酒店消费时曾遭遇过最低消费要求。而在遭遇最低消费要求后，有69%的人予以了“接受”，尽管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心里会很不舒服”。只有31%的人表示对不合理要求予以拒绝，但大多数人是选择离开，而真正将不合理的要求加以“举报投诉”的仅占9%。
而当记者发问，“在看到广州这个案例的判决结果后，当你又遭遇了酒楼的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你会诉诸法律吗？”结果发现，在近1100名参与调查的市民中，只有52%的人表示“会”，另有48%的人明确表示“不会”。
有被调查者表示，不投诉是发现“投诉通常没用”，不诉诸法律则主要是因为“打官司时间长耗不起，结果也不一定赢”。还有人说，商家是以赢利为首要目的的，如果从法律上将不合理的消费条款限死，他们就会从其他方面想对策来确保利益，“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违法成本低“霸王条款”难禁止
尽管民间舆论场中，关于广州首宗最低消费诉讼案及其判决结果的欢呼声占了主流。但案件公开审理以及判决结果公开后，有媒体曾暗访广州一些酒楼。结果发现，不少酒楼依然我行我素，各种变相的“霸王条款”仍旧存在。有被采访的商家甚至表示，如果不设最低消费，就违背了行规。
而根据调查，除最低消费外，被调查者在酒楼等场所消费时，还曾遭遇过“禁止自带酒水”“开瓶费”“洗杯费”和“开发票加收税点”等不合理要求。其中，有一半被调查者曾遭遇过“禁止自带酒水”。
一位法律人士分析认为，尽管法律有针对商家霸王条款的限制规定，但真正事后追究的消费者并不多，所以即使有少数案件胜诉，仍会有商家明知故犯。这是现实和法律之间的冲突，同时消费权益保护法对于霸王条款的处罚太轻，商家违法成本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被调查者和网民们看来，最低消费、开瓶费等“霸王条款”不被接受的意识将会越来越清晰，消费者不只会用脚投票，也会用法维权，商家应在优化服务上多下工夫才是经营的长久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