汞，又称水银，世界马上将会为它带上一个“帽子”。
今年年初，正当中国遭受大面积时，地球的另一端日内瓦已经悄然结束了一场长达10年关于汞问题的国际谈判，最终的定稿《水俣公约》将在今年10月9日在日本签署。
《水俣公约》对汞的产品贸易、含汞产品使用以及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汞排放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中国也将成为缔约国之一。
汞之所以能受到全球公约的关注是因为它的可迁移性，即中国排放的汞能够污染其他国家，比如北欧的鱼头里能找到的具有毒性的汞。其在一些厌氧微生物的作用下会生成毒性较大的甲基汞，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
也就是说汞污染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汞生产、消费和排放国，然而这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状就是“国外研究认为中国汞污染环境问题并没有国外那么严重，对人体的威胁低于国外。”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冯新斌对本报记者表示。
这其中主要原因是人体的汞暴露主要通过吃鱼，与国外主要吃野生鱼不同的是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吃养殖鱼，因此甲基汞沉淀较少。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目前部分地区水稻中的甲基汞超标。
事实上，目前真实的情况是，学界对于我国汞排放特征和减排原理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汞的环境分布、迁移和环境效应等认识十分匮乏，对其生物累积等尚不清楚。
但清楚的是即将签署的《水俣公约》对于“汞大户”的中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中国也在积极应对并在突破基础研究。
燃煤占汞排放52%
据接近环保部的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正在制定行业如电池行业汞排放标准。
自19世纪50年代末，日本九州水俣市附近地区爆发轰动世界的“水俣病”之后，美洲、欧洲、非洲都相继出现了汞污染问题。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东北松花江和河北省蓟运河流域曾发生过严重的汞污染事件。
虽然近年来没有大面积爆发汞污染环境事件，但是汞排放和汞使用仍如影随形。
就汞排放而言，由燃煤电厂排放出的汞也对大气质量构成危害。而重度毒性的汞，也是灰霾天气中的致毒因素之一。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汞污染专家以及律师大卫·勒奈特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多地的灰霾天气部分来自于燃煤，但“肉眼是看不到其中的汞污染的”。
根据年1月公布的《汞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显示，2007年数据表明中国年度汞在大气中的排放量约为643吨。当然除了燃煤以外，冶炼、水泥生产、氯碱制造、电子垃圾处理等行业在生产和工作过程中都会向环境排放大量的汞污染物。
根据2007年国合会承担的《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的内容显示，燃煤锅炉、燃煤发电厂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占了中国主要行业大气汞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其占比分别为33%、19%以及18%。
“中国显然属于汞排放大国。”冯新斌表示。
除了汞排放以外，中国总的汞消费数量大约在1000吨，约占世界总量的50%，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汞产品生产国和使用国。
勒奈特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目前全球仅存的两个还在大规模开采汞矿的国家。
另外，由于我国煤炭的能源结构导致我国PVC的生产必须使用汞作为催化剂，而全球其他所有国家都是使用。
汞大国面临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汞及其衍生物有机汞，因具有持久性、易迁移性、高度的生物富集性和高生物毒性等特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毒环境污染物，可在大气和食物链中持久存在，并可远距离迁移，全球传播。
“这也是为什么重金属中汞能够受到全球的关注。”汞污染资深研究专家王英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前北欧国家不断爆出其国家鱼汞纷纷超标，严重威胁健康，“国外不断地说中国汞污染环境问题并没有国外那么严重，对人体的威胁低于国外。”冯新斌对表示。
的确，按照冯新斌的说法“中国的汞暴露问题并没有国外那么明显”，因为人体对汞暴露主要来自鱼类产品。
根据本报记者翻查的论文发现其得出的相似的结论都是，中国鱼类的汞超标问题并不严重，低于国外。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摄入鱼肉较少。而且中国的鱼大部分属于养殖，生长周期短，因此鱼体内积累的甲基汞就相对较少；而国外情况与之相反。
但是王英指出，其实中国研究对鱼并还没有全面监测，现在只是估测。
即便如此，中国始终作为汞的最大排放国，中国排放的汞对国外影响真大于中国？
事实上，连冯新斌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并称“现在正在做相关的研究，看看汞对中国环境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据了解，由冯新斌担任首席科学家的“973”计划在2013年正式启动，将历时五年展开汞污染特征、环境过程以及减排技术的原理进行研究，“看看汞对中国环境究竟有多大影响。”
部分地区大米汞超标
如前所说，中国现在并没有遭遇汞环境性事件，并且也不能对中国汞污染程度做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位，但是必须认识清楚的一点是汞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极大，特别是甲基汞。
甲基汞对人体的毒害作用包括神经毒性、肾脏毒性、心血管毒性、生殖毒性以及免疫系统毒性等，其中以神经毒性最为严重，影响人群包括成年人、儿童、婴儿和新生儿。
“汞是没有安全值的，也就是说人体吸入1和吸入100都同样有害，它会一直积累在体内，排不出去的。”王英表示，而食物链是摄入汞的主要渠道，特别是有机汞的吸收率是99%。
即便中国的鱼可能累积的甲基汞并没有超标，“但是中国大米里也有汞”，王英表示，因为凡是跟水相关的介质都会存在汞污染风险。
的确，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大米对甲基汞具有很强的捕获能力，尤其是在内陆汞矿开采地区，大米中甲基汞占了总汞含量的一半以上。
冯新斌本人也曾在2011年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大米汞含量的研究，采集了我国9个省、市和地区市场的大米，对所含的总汞和甲基汞含量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国大米总汞含量低于国家标准(总汞的限量标准规定20μg·kg-1)，但是江西、江苏、贵州、湖北、湖南和广东的样品中35个(12%)总汞含量超标。”
来自浙江大学关于化学环境的研究员陈影和邵玉在12月发表的论文也指出目前国内的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大米中总汞含量的检测，食用大米造成的甲基汞负荷风险评价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王英也认为中国对汞暴露的研究太少了，掌握的信息非常不足，“我们现在需要呼吁全国大规模的调查，比如对大米、鱼等等的调查。”
高额的治理成本
事实上，正如王英所说我们需要调查清楚我国汞污染究竟情况如何，一方面是为了本国治理，另一方面也必须在真正给国际社会交答卷时摸底并且促进减排技术的原理创新。
年初在日内瓦定稿的《水俣公约》将在今年10月9日在日本签署。
“签署条约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汞大国来说是一个挑战。” 勒奈特指出。
根据环保部提出的我国涉汞行业污染防治目标：到2015年，涉汞行业基本实现汞污染物的全过程监控，含汞废气、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到2020年，含汞废物得到全面控制，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要实现上述目标难度依然较大。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国在燃煤汞污染控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燃煤电厂都没有配置专门汞污染控制装备。
实际上，有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想通过煤炭的脱硫脱硝，进而达到脱汞的协同效应。
“但是这里面的汞还有一部分是气态的，这是很难被清除的。而且脱硫脱硝后出来的副产品是一些粉煤灰、石膏之类的物质，如果石膏和粉煤灰再利用的话，汞还是会有被释放的可能。”王英表示。
另外，如果直接选择脱汞的话，相应行业将会承担更高的成本。
据王英介绍，在国外，煤炭是需先进行脱硫脱硝，然后再进行脱汞，而工序就是增加一些活性炭，这样就可以把气体里的汞吸在碳里。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大气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王书肖曾做过一个价格上的研究，结果显示利用活性炭控制汞排放涉及投资成本、吸附剂成本和处置成本。投资成本约3.6美元/千瓦；活性炭价格通常在每磅0.39-0.95美元，处理成本大致19美元/吨。此外，活性炭污染造成的飞灰销售损失的成本大约在20美元/吨。考虑飞灰销售损失，对于500兆瓦的机组，活性炭脱汞系统的年运行和维护费用超过200万美元。
“这个增加成本会让他们一时半会很难接受。”王书肖表示。
